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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黄仁宇]万历十五年-第15部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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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所以,在立储问题还没有对京官形成普遍压力的时候,他们的内部关系已经十分紧张了。张居正的强迫命令固然失败,申时行的调和折衷也同样没有成功。在北京的两千多名文官中间,存在着对伦理道德和对现实生活的不同态度,互相顾忌而又互相蔑视。有的人出身寒微,把做官看作发财致富的机会;有的人家境丰饶,用不着靠做官的收入维持生活,自然就不会同意和允许其他人这样做。“四书”中的原则,有的人仅仅视为具文,拿来做职业上的口头禅,有些人却一丝不苟,身体力行。另外有一些人彷徨于上述两者之间;也有一些人由于人事的牵涉参与了对立的阵营。

    文官之间的冲突,即使起因于抽象的原则,也并不能减轻情绪的激动。一个人可以把他旁边的另一个人看成毫无人格,他的对方也同样会认为他是在装腔作势地用圣贤之道掩饰他的无能。而眼前更为重要的是,立储一事绝不是抽象的原则,而是关系到文官们荣辱生死的现实问题。因为,凡是皇帝的继承权发生争执并通过一场残酷的冲突以后,胜利者登上皇帝的宝座,接着而来的就是指斥对方伪造先帝的旨意或是暴戾无道;因为九五之尊必有天命和道德做背景。如果不经过这一番左右舆论的工作,自己的胜利就不能名正言顺。而他手下的拥戴者,也总是要请求新皇帝以各种凶狠的手段加之于他们的对方,才能顺逆分明;自己流芳百世,政敌则遗臭万年,各有分晓。这种情形,在本朝的历史上至少已经发生过两次。

    第三个登上皇位的永乐皇帝,如所周知,是用武力夺取了侄子建文皇帝的江山。在起兵的时候,他就大肆制造了洪武皇帝本来要传位于他、建文皇帝只是矫诏嗣位的说法。功成之后,他又大批杀戮了拒绝拥戴他的廷臣和他们的家属。第六代正

统皇帝,在和蒙古瓦刺部落作战的时候被对方俘虏。廷臣和皇太后商量之后,拥立他的异母荣登极,是为景泰皇帝,俾使瓦刺不能以当今天子被其拘禁而作为谈判的要挟。最后瓦刺由于无利可图,只好把正统皇帝送回北京。一个国家不能同时存在两个皇帝,于是正统被称为太上皇,表面上在南宫优游岁月,实则乃系软禁。7年之后,拥戴太上皇的夺门复辟成功,改称天顺。功成之后,拥立景泰的臣僚受到了残酷的对待。被戮于西市的,就有功劳卓著的兵部尚书于谦。

    1587年表面上平静无事,可是很多文官已经预感到如果皇

储问题得不到合理解决,历史的惨痛教训必然会在他们身上重演。今天无意中的一言一语,一举一动,将来都可以拿来当作犯罪的证据。就算他们谨慎小心,缄口不言,也可能日后被视为附逆,未必一定能明哲保身。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害怕这样的危险,有的人却正好把这危险看成表现自己刚毅正直的大好机会。即使因此而牺牲,也可以博得舍生取义的美名而流芳百世。因此,除了接二连三地递上奏章以外,他们还刻印了富有煽动性的小册子和传单,闹得北京城沸沸扬扬。

    万历在他御宇的后期,已经清楚地看到自己不能避免历史的指责。他与臣僚不和,同时又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君主,这已成为定案。既然无意于做积极有为的君主,现实又无可逃遁,他只能消极无为。然而由于他的聪明敏感,他又不能甘心充当臣僚的工具,所以即使消极,他仍然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性格。

    身为天子的万历,在另一种意义上讲,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。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。他可以把他不喜欢的官员革职查办,但是很难升迁拔擢他所喜欢的官员,以致没有一个人足以成为他的心腹。他对大臣们的奏折作出决断,可以超出法律的规定,但是他没有制订法律的力量,官僚之间发生冲突,理所当然地由他加以裁夺,但是他不能改造制度以避免冲突的发生,而且他裁夺的权威性正在日益微弱,因为他被臣下视为燕安怠惰。各边区的军事问题必须奏报皇帝,但是皇帝自己不能统率兵将,在平日也没有整顿军备的可能。他很难跨出宫门一步,自然更谈不上离开京城巡视各省。连这一点选择的自由都没有,居于九五之尊还有什么趣味?

    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。但是德行意味着什么呢?张居正在世之日,皇帝在首辅及老师的控制下作为抽象的道德和智慧的代表,所谓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。他要忍受各种礼仪的苦闷与单调,这也许是人们所能够理解的。但几乎很少有人理解的乃是他最深沉的苦闷尚在无情的礼仪之外。皇位是一种社会制度,他朱翊钧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。一登皇位,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,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。他不被允许能和他的臣僚一样,在阳之外另外存在着阴。他之被拘束是无限的,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。

    在他的母亲慈圣皇太后去世以后,礼部立即郑重制定了丧仪,宣布全国居丧27日,臣民全部服丧,帽子上缠以白布。全部京官一律被麻带孝,不许穿着朝靴而代之以草鞋,摘去纱帽的两翅而代之以两条下垂至肩的白布。大小寺院鸣钟3万响,昼夜不息。三日之内,四品以上的官员及其夫人分批整队前去慈宁宫举行礼仪上的号哭,号哭15次,全部人员的动作协调,一哭皆哭,一止皆止,有如交响曲。

    人们看得很清楚,慈圣太后之被隆重追悼,并不是因为她个人引起了如此广泛而深沉的哀思。她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代表,她的丧仪象征了全国臣民怀念慈母的养育之恩,也表现了他们对皇室的忠悃。不难想象,这些官员和夫人在号哭完毕以后回到家里,由于为这隆重的丧仪所感染,势必要对长者更为孝敬,而全国的风俗乃能更为淳厚。然而万历皇帝却早已丧失了这样的信心。他已经把一切看透,仪式典礼只会产生更多的仪式典礼,作为全国的表率,他又必须在每一种仪式中使用全部精力去表现他的诚意。他在过去的生活里付出的精力已经太多了,他已经不再有周旋应付的兴趣,所以他以近日偶患湿毒,敷药未愈,行走不便作为理由,免除了自己应该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的繁文缛节。但这并不等于说皇帝有亏孝道,根据当日居留在北京的外国教士记载,皇太后入殓时的一切细节,都出于万历的亲手安排。

    把传统上规定的天子职责置之不顾,时日一久,万历懒惰之名大著。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他的惰性来自先天,也有历史学家则怀疑他已经染上了抽鸦片的嗜好。这些历史学家所忽略的是下面这样的琐事:万历既已免去了自己参加典礼的麻烦,却在用一些更为无聊的方法在消磨时光。每当天气晴和,他一高兴,就和宦官们掷银为戏。他自己做庄家,宦官把银叶投向地上画出的方形或圆形之中,得中者取得加倍或三倍的偿还,不中者即被没收。这种细碎的事情表现了一个喜欢活动的人物具备着充沛的精力,但又无法用之于作出积极的创造。皇帝的这种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。

    难道说守成之君就无法改造这些凝固了的制度、改造皇帝的职权进而改造他的帝国?似乎也不尽然。在万历之前,他的叔祖正德皇帝曾经试图这样做过。两人之间相隔约有半个世纪,正德的所作所为,对万历自然不是没有影响的。

    正德在1505年即位的时候还不满14岁。他有超人的胆量、充分的好奇心、丰富的想象力。这样的人作为守成之君,可谓命运的错误安排。正德没有对传统屈服,他有他自己寻欢作乐的办法,而且我行我素,毫不不臣僚的批评所动摇。与书呆子作对,也许正是他引以自娱的办法。

    正德登极未逾两年,他就搬出紫禁城,不再受宫廷内部清规峻律的限制。他新建的住宅名叫“豹房”,坐落于皇城中空旷之处,中有精舍、猎房及俱乐部。从此,他就在宦官、倡优、喇嘛以及异域术士的包围之中。如果兴之所至,他也偶然临朝或出席经筵,但更多的兴趣则在于游猎。有一次,他亲自训练老虎,为虎所伤,幸赖亲信江彬的救援才得免于难。

    江彬之见信于正德,也在于他的大胆和机警。他身上有箭痕三处,其中有一处穿过面颊直到耳根。1512年,经过皇帝的面试,他就受到宠信,甚至和皇帝形影不离。过去正德已经在皇城里练兵,自从得到了江彬这样英勇的军官作为侍从,操练就更形频繁与正规化。土兵们被分成两营,皇帝自率领宦官组成的士兵为一营,江彬率领从边镇中精选的将士另为一营。部队的服装也与众不同,鲜明的铠甲上系以黄色的围巾,遮阳帽上插天鹅的翎毛,这些都增加了士兵们威武飒爽的气概。

    正德皇帝整天忙于练兵,夜间则在豹房和各式各样的人物玩乐。对朝廷上文臣和宦官的冲突,他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。在他看来,这种争端是无可避免的,更何况处理这些事情并不是他的专长。

    最富有冒险性的事迹发生在1517年。当时鞑靼小王子伯颜猛可屡屡犯边,这一年又率领五万骑兵入寇,围困了本朝一营官兵。皇帝准备御驾亲征,借此体会战争的实况,并且检验几年来练兵的成效。文官们对这一惊人之举竭力阻挠,首先是一个视察长城的御史不让他出关。这样的事情很容易解决,他随即下令解除这个御史的职务而代之以一个宦官。他出关之后采取了同样的办法,即不让任何文官出关。前后四个月,北京的臣僚几乎和皇帝完全失去联络。送信的专使送去极多的奏本,但只带回极少的御批。

    当皇帝得胜回朝,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。他在事前命令宦官打开仓库,取出各种绸缎遍赏百官,要求他们尽一昼夜之力制成新的朝服接驾。由于过于仓粹,文武官员胸前的标志弄得混乱不堪。原来颁赏给有功的大臣的飞鱼、蟒袍等特种朝服,这时也随便分发。官员们所戴的帽子,式样古怪,由于皇帝的亲自设计。接驾的仪式也来不及订出详细的规定并事先演习。陈列在大道两旁、歌颂御驾亲征取得伟大胜利的标语布幔,因为皇帝自称“威武大将军朱寿”,官员们只能照写上款,并且不敢在下款称臣。偏偏上天不肯作美,那一天雨雪霏霏,百官鹄立直至夜晚,才看到皇帝在无数火把簇拥之下骑在栗色马上安然驾到。皇帝在城门口下马,接过首辅奉上的酒杯一饮而尽,然后驰马赴豹房休息,百官则依旧狼狈地踯躅于泥泞的街头。

    皇帝把俘获的武器装备陈列于宫门之前作为战胜的实证。宫中的银作局特制了纪念这次不世之功的银牌,上附各色彩带。但是他的兴致丝毫也没有带给廷臣以鼓舞。翰林院全体官员拒绝向他祝贺,有的监察官自己责备自己失职而要求解职归田。虽然前方官军的围困因为御驾亲征而得以解除,而且终正德一朝,小王子也没有继续入侵,但是持怀疑态度的文官却坚决不承认这次胜利。他们强调说,我军伤亡达600人,而鞑靼却仅仅有16人战死。

     1518年秋天,正德皇帝要求大学士草拟敕旨,命令“威武大将军朱寿”再次到北方边区巡视。对这项命令,四位大学士都不肯接受。其中有一位匍匐在地,泪流满面,说是宁可任凭皇上赐死,也不能做这种不忠不义的事情。正德对大学士的抗议置之不理,一切仍然按照原来的安排进行。在征途中,他又降下敕旨,封自己为镇国公,岁支俸米五千石。五个月之后,他又再次加封自己为太师。至此,他就成了他自己手下最高级的文官,位居大学士之上。

    第二次的御驾亲征,由于鞑靼始终避免接触,虽然大肆搜索仍然找不到敌人的踪影,只能无功而返,在1519年春天回到京城。这9个月之中,廷臣的抗议先是数以十计,然后是数以百计。廷臣剀切地陈奏,京城无主,随时可能发生变乱。两位大学士提出质问说,陛下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做,而自我降级为公爵,如果追封三代,岂非要使先皇三代同样地降级?首辅的抗议更为直率,他质问说,所谓威武大将军朱寿究竟是何人?如果并无此人,就是伪造圣旨,依法当处死刑。

    对这些谏劝与抗议,正德依然不加理睬。他的性格过于放纵而又具有充分的自信,他的不拘小节已经和这些书呆子的观念距离得过分遥远,以致再也无法调和。他喜欢和臣下混在一起饮酒玩乐。一个女人如有情趣,那么不论她过去是娼妓、已经结婚或正在怀孕都毫无妨碍。在他的巡视途中,他和臣僚上下不分,以致巡抚在设宴时,他的席位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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